也正是改变和完善现实法律实践的强烈愿望与实践指向，推动着法律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第一，从法律理论与法律实践的一般关系来看，法律理论以历史和现实中的法律实践为基础，以解释历史和现实中法律实践、规范与引导未来的法律实践为内容，从而超越历史与现实中的法律实践。法律实践思维的重点在于改造和完善主体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法律世界，创造出符合主体需要的理想的法律与法律生活世界。
第六，法律实践思维和法律实践思维方式具有效果指向性。相反，法律的思想实践的基本方法是，主体设身处地地将自己在思想和观念上置于现实的由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所构成的环境中，既用外在于这个环境的观察者又用内在于这个环境的参与者的视角，来真实地体验和领悟该法律工程及其组成部分的规范与制度在现实中所可能得到的社会效果。在技术方法上，法律的规范实践非常有必要从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比较法学等学科的角度，从法律的整体与实用性的角度、从文化和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的角度等来综合考量，以可欲性与可行性的有机协调为核心，在冲突性利益诉求中寻求合意的平衡与妥协。在中国知网(CNKI)上查询法律实践题名的词条，目前可以得到300多个条目，而分析其内容即可见这些文献对法律实践一词的使用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在诸如加强法律实践教学、强化法律实践技能培养的意义上使用法律实践，二是在诸如肖像权保护法律实践、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实践等具体法律活动意义上使用法律实践。(2)假定该法律工程模型已经成为实际有效的法律而在当前现实的具体运行条件与环境下，所实际可能达到的最好的综合社会效果。
以法律实践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的实际内容的属性为标准将其分为实体性法律实践和程序性法律实践。[23]为达致法律实践的目的，法律实践活动的全部过程和所有环节的展开都伴随着法律实践理性和法律实践智慧的实际作用，体现为一种通过妥协而达成合意的过程。这种合意选择的仲裁者当然必须假定为客观中立的，它不能依附于任何机关包括市场管理机关。
这大概正是在家庭或亲属圈内的一般情形。）即使到了有国家有法律时代，仍是"骄于爱而听于威"。）国家与法律就产生于这种"定分止争"的需要，"先王"即大圣大贤就是拯救群氓于自相残杀之困境的救星。（注：《韩非子·五蠹》。
（注：《彭公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46页。依中国法系的"人民观"，人民是群氓，时刻需要管治、教化，管治教化之"具"除了道德伦理说教外，就是法律。
任何民族的法律传统，都是该民族传统伦理的体现。绝不可凌驾于公意之上。西塞罗认为，人民是"以一种对于法律及权利的共同契约联合在一起的"。）海瑞的此种主张最有代表性。
如果让我今天再来归纳，也大不了还是这些项目。如中国古代首重"五伦"，就是重视那五种人际关系。我们看中国古代的判决书，其判决依据，不是曰"依××律××条"，而是"礼曰"、"记曰"、"书曰"、"诗曰"、"春秋曰"之类。在君权面前，法律是可以随时改变和违背的，只要理由"正当"。
在清人李渔的小说《夺锦楼》中，武昌府理刑在断完婚约纠纷（断定婚约不合"法"、"礼"，应予解除）后，进而"差人传谕官媒，替二女别寻佳婿。家规家法既由家长族长制定，当然也就可以由他们修改或废止。
法家认为人类初期"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案中，乔太守的法定职责，就是确定骗婚者、犯奸者的刑民事责任。
裁判权独立于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代表公共意志执行裁判职能。这种城市公社上接古希腊城邦之绪，下属近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式法治国家先河。西方的"人民观"显然是从市场内外的情形推演出来的。这与家庭内子弟妇妾卑幼有纠纷时哭诉到家长族长面前请求"一言定是非"的情形完全一致。在家长族长之外不可能设立有独立权威的审判仲裁机构，在国家也是如此。）他的命令成了当事人共同遵守的"父母之命"。
"行政司法合一"，古罗马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地方均是如此。家长可以为惩戒"不肖子孙"而笞击一切人，包括已为祖母的妻子和已身为将相的儿子，更不要说对于为争权夺利而告诉到自己座前的子孙卑幼双方。
如"民刑不分诸法合体"之说，现在很多学者认为不妥，认为用"民事法律刑法化"也许更妥，这一点我是赞成的。这种"誓盟城市公社"及其"自治法庭"，你简直无法认定它是"市民社会"还是"国家"，因为它实际上兼有二者的特征，属二者的结合或过渡之情形。
这种判决与家长断卑幼争讼道理相同：不能让争讼中任何一方感到纯然受褒受袒，否则不利于家内的"安定团结"。中华法系的内在精神，我认为就是它的"亲伦精神"，就是以亲属伦理（东方内陆型农业社会的家庭伦理，以"教"为核心的伦理）为灵魂的特质。
即使无亲属关系，也要讲究尊卑名分："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中国的君权至上显然是家庭或亲伦逻辑的延伸。（注：《管子·君臣下》，《商君书·开塞》。在家内，家长权威至上（在亲戚圈内，辈份最长者权威至上）。
共同的度量衡标准、价格规则、竞卖规则、广告规则等等，都必须通过一种类似于订立集体契约的方式产生。与中国相反，西方法系的审判，追求"公共裁判"和"独立裁判"。
与此相反，西方法系认为法律的权威高于最高执政权。这种推想又反过来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其国家和法律的性质与进步。
在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里，亲属伦理几乎被吸入宗教伦理之中。家规家法从来不是家长与子孙协商合意的产物。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哲人伊譬鸠鲁就提出：国家是人们根据相互约定建立起来的，法律也是人们彼此约定的产物。）这都是典型的"父母官"（而不仅仅是中立的仲裁人）的所作所为。在诉讼程序上贯彻的亲伦规则，是中国百姓数千年中感受最深切的东西。若不以充分有效的法律去管教百姓，百姓必如飞鸟走兽，控制不了。
子弟婴幼在父兄面前，的确是嗷嗷待哺、嗤嗤待教之"氓"，无知无识。进入 范忠信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 西方法系 亲伦精神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
中国的这种"笞讯"，即法官可以随时对除自己之外的任何出现于法庭上的吏民施加的挞击，正是家长式权威的体现，正是家或亲属伦理的体现。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
这样一来，在政治中，最高权威只有君权，哪怕这一权力不由名义上的君主行使也是如此。因为一切市民都假定为人格平等且自由自主，因而没有任何人被假定为有公正无私德高望重足以断决纠纷的家长制权威。
